1840年6月，英国海军40余艘舰船组成的远征舰队闯入中国海域，封锁广州、厦门等出海口，中英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后，在各大列强变本加厉的欺压下，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这内外交困、生死存亡之际，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开始了探索救亡图存、恢复中华的伟大征程。

 

    19世纪60年到90年代，晚晴一派有识之士追求国家和人民的“自强”与“求富”，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与民用工业技术，开办工厂发展工业。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苏州洋炮局以及张之洞组建的湖北枪炮局等。70年代后又相继成立了煤炭、钢铁、纺织、火柴和造纸等一大批民营企业。然而，随着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的尝试。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没有实现“自强”的愿景，也没有实现“求富”的期望。要知道，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工业化史，任何工业化失败的国家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洋务运动工业化尝试的失败，致使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清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中华民国开启了新一轮工业化的进程。然而我们依旧没有完成使命，这一次的失败导致了国内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直到1927年，军阀割据逐步被消灭，国家恢复统一。于是民国政府开始着手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启中国第三轮工业化的尝试。可悲的是，民国政府再次失败了，工业化进程遥遥无期。这次工业化失败的代价更加惨重，1937年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山河大地一片涂炭，中华民族几乎走到了生死存亡境地。我不能确切地说是工业化失败导致了战争与混乱，还是战争与混乱中断了工业化。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不可能永远沉睡下去，属于中国的时代迟早会到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成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固有缺陷，使得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依旧困难重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中断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1976年，全国超过30%的工业企业出现亏损。中国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中国的工业化似乎又走到了绝境。

 

    在这危难之际，中央政府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伟大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终于在百年探索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81年至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6%；1991年至2000年更是高达10.6%。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截至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各国GDP数据，美国GDP为18.0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为11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是4.3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61%，是日本经济总量的2.5倍。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美国经济预测机构HIS（环球透视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9.8%，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制造业大国。这是美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先前的挑战者德国和日本从未实现的，美国在一个多世纪后丢掉了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中国已然走在了正确的工业化道路之上，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属于中国的时代才刚刚到来。我们需要为迎接世界工业发展的4.0时代做好准备，我们更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不息。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内，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很多，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诸如俄国、德国、法国、瑞典等传统欧洲国家，也包括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等非欧洲国家。但是，无论是工业化的规模还是对世界影响，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都是最巨大的。英国的工业化是人类第一次实现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可以说是人类现代发展进程的起点。而美国工业化的规模和程度是人类至今最为宏大和彻底的。日本的工业化则为非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更重要的是，日本差点就从美国手里夺取了世界工业制造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这对中国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从世界近代工业进程中发现，近代以来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发生过3次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大陆的西班牙转移至英国；第二次是由英国转移至美国；第三次是从美国转移至日本（只存在转移的趋势）。由于各种原因，第三次的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其实并没有成功。但在日本工业化的进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趋势，放眼全球也只有日本曾经有过这样的趋势。除了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引发的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外，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没有是实现这样的转移（连转移趋势的趋势）。这是其中原因可能非常复杂，我们现在也很难说的清楚。但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一定存在着某些特殊性。

 

    绝大多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很难说得清楚前因后果，例如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英国而不是近代的中国。但是，我们未必需要找到强因果关系，我只需要寻找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转移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共性就足够了。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在这3次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中，都伴随着新的工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劳动分工和工厂制为核心的古典管理体系；在美国登顶世界经济霸主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工作研究和流水线生产为核心的科学管理体系；日本在强势争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全面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为核心的精益管理体系。而其他诸如俄国、法国、德国等的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同时形成管理科学体系。

 

    那么管理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不是这三个国家工业化的特殊性所在呢？换句话说，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引发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是不是因为他们建立超越之前的管理体系呢？我们能够确定其中是否存在直接的强因果关系吗？也许我们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加先进的管理体系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成就了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工业化。因此，可以说更先进的工业管理体系是更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促进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转移的关键推动力。

 

 

    毫无疑问，20世纪初美国成功地从英国手里夺得了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地位。这里面可能存在包含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科技创新甚至世界大战等诸多内外部原因。这里不做全面解析，我们只从管理体系这一个侧面来观察美国工业经济的崛起。

 

    在此之前，美国的制造业组织与生产方式与英国相同，应用古典管理体系，以劳动分工和工厂制度获取生产效率。但古典管理体系并不完善，而且其本身具有很多内在的缺陷，因此它只能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为企业提供生产效率的动能。面对更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更复杂的产品生产过程（如汽车），古典管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美国的制造业急需一种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和更加有效的管理体系。

 

    在1911年，《科学管理原理》发表后，美国工业企业终于在迷茫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泰勒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对作业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确定最合理的作业过程与作业方式，消除作业过程中的浪费，充分释放作业过程中的生产效率。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有3个实例充分证明了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生铁搬运试验”通过科学地选择工人，使得优秀的工人每天搬运的生铁量从12.5吨提高至47.5吨。“铁锹试验”通过改良工具和任务分配制度实现了每名工人平均每天的铲运量从16吨提升至59吨。吉尔布雷斯的在他的“砌砖试验”中通过动作研究将每人每小时的砌砖数量从120块提高至350块。从这些试验中不难看出，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可以实现3~4倍的效率提升。此外，由于作为科学管理的应用之一，汽车装配流水线的成功也极大地提高了复杂产品装配过程的生产效率。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方式将汽车装配的生产效率提高了8倍。

 

    我们试想一下，美国应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将社会平均生产效率提高超过三四倍后，英国还拿什么与美国竞争呢。美国所创造的工业产品数量、经济总量和利润都将是英国无法企及的。在这种巨大的效率差距下，所有的其他竞争要素都不重要了。生产效率这一项优势就足以掩盖其他所有的因素了。美国夺取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这件事根本不需要任何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大势所趋而已。

 

    上面我们看了一下美国的案例，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日本是什么情况。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政治格局迅速进入美苏两强争霸的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疯狂发展，而已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也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第三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当苏联阵营还在电气化时代狂欢时，美国阵营却走进了新的工业时代。这或许是美苏争霸最终以美国胜出为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吧。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次管理变革也在此时悄然发生。

 

    美国似乎在与苏联的争霸中迷失了自己，这让日本有了可乘之机。日本开始全力学习和研究管理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的精益管理体系。在精益管理的支持下，日本制造业如有神助，在体量上迅速追赶美国，更是在成本和质量上全面超越美国。

 

    1995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企业名单中日本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49家，仅比美国的151家企业少了2家，其中排名前4名的全是日本的企业，日本的149家企业的总收入远超美国的151家企业的总和。看到这样的数据，很难不让人想到日本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此时的日本人信心满满，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忧心忡忡。那么为什么日本企业可以如此强势崛起呢？这与日本企业所应用的一种新的生产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

 

    在詹姆斯•沃麦克和丹尼尔•琼斯所著的《精益思想》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通过客户的有效拉动，把典型的批量生产系统转化为连续流，可以使整个系统的劳动生产率翻一番，同时完成生产的时间完成生产的时间减少90%，而且整个系统的库存量也减少90%；在客户手中发现的错误、生产过中的废品和工伤事故通常都会下降一半；新产品面世的时间也将缩短一半；客户只需要增加极少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产品系列范围内更多的变型品种”。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的内容理解为精益管理所能取得的成果。

 

    如果日本企业能够以2倍的生产效率全力发展，那么日本企业的巨大进步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可以说精益生产体系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法宝。虽然日本没有成功夺取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日本曾经短暂地夺取过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应该可以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弹丸小国”的日本取得的如此成就确实了不起了。

 

    综上所述，管理创新对于美日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崛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管理创新的助力，美国和日本可能取得不了这么辉煌的成绩。俄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出现新的管理体系，因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有可能去争夺世界经济中心。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新兴大国没有开创新的管理体系，那么他就很难夺取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继而也就无法夺取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如果说正面解读管理创新的重要作用还不够全面的话，那我们再从负面来观察一下。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失落的20年”。日本GDP最高时超过美国的70%。随后却被美国逐渐甩开，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6年时仅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总会让人唏嘘感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结论：日本对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那么日本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因素可能很复杂，但我们可以尝试猜测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国家属性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其很难成为世界的领头羊。第二，美国对日本政治与军事的全面控制，使得日本在国家层面上很难超越美国，美国也不允许日本超越。第三，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美国引领，美国依旧执世界科技之牛耳。第四，日本的精益管理体系不足以支撑日本争夺世界业制造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一点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此下面我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相比于古典管理体系，美国的科学管理体系能够提高三四倍的生产效率。而相对于科学管理，日本的精益管理体系只能提高一倍的生产效率。这样的领先优势不够明显，不足支撑日本全社会总体生产效率全面超越美国。这就是我们从管理科学这一侧面解释为什么日本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一个原因。

 

    可能会有人质疑，翻一番的效率提升还不算明显的优势吗？事实上，精益管理所带来的一倍的效率提升是相对于大批量生产模式来说的，而不是对比美国的生产效率。事实上，日本生产效率的领先优势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美国意识到落后时，很快就开始追赶日本。美国与日本在总体生产效率上的差距很快就被拉近了。那么美国在生产效率上为什么可以很快的追上日本呢？

 

    这是因为日本的精益管理体系本质上是对美国科学管理体系的改进和更好的应用。精益管理体系的两大流派即全面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的基本理论都是美国人发明的。只不过日本人将其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善加利用，从而取得比美国更好的效果。我们都知道，质量管理领域的大师如戴明、朱兰、费根鲍姆等都是美国人，质量管理理论也基本上都产生于美国。丰田生产方式也是美国工业工程的日本化产物。正如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所说：“依我看，工业工程不是研究局部生产的技术，而是研究涉及整个企业组织的全局性制造技术或者说系统的。不妨说，丰田生产方式就是丰田式工业工程。原来的工业工程和丰田式的有哪些不同呢？直截了当地说，丰田式工业工程就是‘赚钱的工业工程’”。 

 

    因此，美国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去理解整套管理体系。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追赶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不算是一件难事。甚至连“精益生产”这个名字都是美国起的。美国迅速学习掌握了新的精益管理体系，因此它稳住了局势，没有让日本超越。这就从反面说明了如果守成大国在管理体系上没有彻底落后，那么其头号经济霸主的地位也很难被超越。

 

 

    从1776年《国富论》发表开始，管理科学体系已经从第1代发展到了第3代。英国的古典管理代替了原始的经验主义，美国的科学管理代替了古典管理，日本的精益管理又超越了科学管理。管理体系的三次超越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波浪壮阔。人们只关注到了惊艳的工业革命，而忽视了霓虹华彩之后的管理制度。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不重要。但我们必须明白管理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前三次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管理科学体系的创新。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世界业制造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引发管理科学的变革，也不能确定新一代管理体系一定促成起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但我们可以肯定二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必定会促进新兴国家的工业管理的飞跃发展；而新兴国家的管理体系变革也一定能够加速世界制造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推测出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正在转移（或者趋势），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第四次管理变革很可能即将发生。

 

    前面我们已经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的5次工业化尝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在这一次近4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取得巨大的进步。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而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新一轮世制造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趋势似乎初见端倪。

 

    中国1978年的GDP只有3679亿元，而30年后中国的GDP已达到27万亿元，足足增长了73倍。这还远没有结束，随后的十年里中国经济依然以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发展，图1-1为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的中国GDP增长情况。

 

 

图1 2006-2015十年间中国GDP增长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的GDP高达68.91万亿元，相较于2007年又增长了150%。据相关报道，中国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经济结构转型，从低端加工业向高端装备制造和先进服务业转型。转型后的中国经济必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保持较高GDP增速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持续改善。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持续获得新的动能。相较于美国2%~3%左右的GDP增速，中国赶超美国、夺取世界经济第一把交椅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且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据此推测，世界业制造中心和经济中心最快可能将在2030年左右转移至中国。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宏观的数据，只能看到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能代表工业制造中心的转移趋势。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层面的发展情况。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企业层面。没有越来越多的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作为支撑，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都是空中楼阁。美国之所以长期雄霸全球经济第一的位置，是因为其拥有众多占绝对优势的世界级企业。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图1-2是从2005年至2017年中国、美国和日本所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变化图。2005年时，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总计176家，占据35%的名额。日本也拥有81家世界500强企业。这些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保证了美国和日本稳坐世界经济第一和第二的位置。而此时上榜的中国企业却少的可怜，只有18家。

 

 

图2 中国、美国和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然而变化的因素早已注入了中国企业，时间是成长唯一的催化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图1-2中的3条线的发展趋势。美国与日本的曲线都呈现下行的趋势，只有中国快速增长，超越日本直逼美国。最上面的美国从2005年的176家一直减少至2017年的132家，共计下跌25%。日本也从81家减少至51家。中国则从2005年的18家猛增至115家，共计增长的5倍多。日本与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小，只不过相差17家。中国的世界500企业的数量超越美国的趋势跃然于图表之上，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代表工业制造能力，但仅凭这个数据已经足以说明中国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世界工业制造中心的转移趋势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实存在的。

 

    很多人都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甚至有人预测2030年中国就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这样的预测最终实现，那么毫无疑问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必然会从美国转移至中国。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的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超大规模工业化的逐渐完成，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按照之前的推断，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很可能伴随着第四次管理科学的变革。因为如此巨大规模的工业化，如此庞大经济体量的运行，需要更加先进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技术。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即将开启。

 

    有一句话说的好，“百年坎坷复现路，世纪沧桑强国梦”。这句话概括了中国人百年来的强国复兴之梦，也表明了中国人在追寻复兴之路上付出的代价。500年前（地理大发现，1500年），世界的中心从东方那个古老的帝国转移到了新兴的欧洲，曾经辉煌的东方暗淡了下来。上天用了500年的时间惩罚了这个盲目自大、亵渎科学的东方帝国。然而，就像中国家喻户晓的那个故事所说，在经历了500年的巨石大山的重压之后，大圣终将归来，在向西天取得真经（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终会成修正果。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树自信，傲然于这九天大千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朱日和大阅兵上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滚滚沙尘之中，共和国的强兵重器和无敌气概足以让我们相信中国正走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骄傲，我们一定有幸目睹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

 

    按照专家的预测，中国势必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他们只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换句话说，不用开创什么管理4.0时代，我们只需要按照现在的发展节奏再努力15年就好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了。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考虑开创新的管理体系吗？

 

    首先，如果我们之前的结论是正确的，即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的转移一定伴随着新一代管理体系的形成。因此不管我们想或者不想、做或者不做，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都会诞生新的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在2030年取代美国，那么一定会诞生更加先进的管理体系。其次，如果中国最终真的没有发展处新的管理体系，那么结果会是什么？这会不会影响到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转移过程和结果呢？再进一步说，假如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率先开创了更加先进的管理体系，从而使得美国的总体生产效率再次成倍地领先于中国。那美国会不会又一次阻断转移趋势，将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呢？

 

    也许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我们依然应该抛开幻想和机会主义，尽一切所能为这次转移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如果转移的动能不足，就创造转移动能。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专家们应该清醒起来了，摆脱欧美国家的管理话语权，全力以赴开创属于中国的管理4.0时代。

 

    如今，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科技产业正快速追赶美国，朝着世界科技领导者角色发展。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领域的最重要的玩家之一。相比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管理科学的发展就显得默默无闻，暗淡许多。科技的发展必须辅以制度的创新，而管理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即将转移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管理科学作为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不能缺席。新技术、新工业、新经济和新中心需要新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在这一轮大变局中已经落后了，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勇当第一。我们也必须引领世界管理变革的潮流与方向，在我们执世界科技之牛耳之时再执世界管理之牛耳。如此，中国大幸，中国必兴！